南科大：“改革小白鼠”练成记

南科大学生正在静谧的环境中学习。

国歌从学校广播里传来，6位着装统一的学生各自拉着国旗的一角，神色肃穆地向旗杆处走来，国旗升起了。

“升旗仪式到此结束”，校长朱清时说。学生们有些错愕。朱清时又重复了一遍，不知所措的学生们方才解散。

这是2014年2月24日，南科大新书记李铭到任后，学校的第一次升旗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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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记到来

陈杰回头望了一眼，

李铭正在与朱清时聊天，“氛围还不错。”

当陈杰的父亲得知南科大的党委书记不再由朱清时兼任时，本来还有一丝担忧，但陈杰的父亲很快发现，出现在新闻上的那张面孔有些眼熟——新书记叫李铭。1986年，陈杰的父亲进入西安交大读书时，听过李铭的课。他说：“李铭是非常有上进心的人。”

陈杰的父亲判断，李铭到任后，应该会有推动改革的举措。他也这样与儿子交流。儿子陈杰对李铭的印象停留在那场短暂的升旗仪式上。离开广场前，陈杰回头望了一眼，李铭正在与朱清时聊天。

这是自陈杰2013年入学后，南科大的第一场升旗仪式。

尽管在升旗仪式举行的大概三天前，当陈杰收到辅导员发来的“莫拖鞋、莫戴帽。盛邀亲拨冗出席！”的通知短信时，不知未来会如何，但升旗仪式过后，他的想法有了些变化。这位体制内走出来的新书记或许可以为南科大的学生带来更多社会性思考，他这样想。

与陈杰同年级的马翔则发现，李铭上任后，学校新设了警务室，学生可以在那办理身份证，学校的治安也有所加强，他将这一切与李铭“前公安局局长”的身份做联想。

一位学生在看到校园官网内的相关报道后说，党委书记主导了现在的学校事务。“也许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吧。”

学生们很关心南科大的变化。事实上，自2007年南科大筹建始，这块承载着高校教改梦想的“试验田”便一直在媒体的聚光灯下，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对教改满怀期待的公众的神经。

尽管此次，南科大的教改再度受到外界质疑，但大四学生徐航认为，对学生和家长们来说，最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一切正趋于平静。

2

拿未来博一把

“在教育方面充当小白鼠，

并不代表个人的权利和尊严遭受剥夺。”

2011年，当徐航进入南科大首届教改实验班时，几乎是以革命者的姿态进入的。

徐航喜欢研究历史，他隐约预感，南科大的出现会成为高等教育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为了在这一笔上留下自己的名字，他想拿未来“博一把”。

入学前，徐航和他的44位同学参加了校方为期15天的军训。军训在广州黄埔军校旧址举行，军校一期出了不少优秀军官，校方将军训地点安排在那，“是希望我们第一届学生也能像他们那样优秀。”

徐航后来回忆，首届教改实验班的“革命情谊”似乎就是在那时建立起来的。在军校的404宿舍，几位男生甚至开始草拟规章，策划建立学生会。尽管这一构想在2012级学生入学后才得以实现，这里却成为南科大学生自治理想的诞生温床。

拒绝高考是这批学生共同做出的第一件大事。尽管那对徐航来说，不过是一个出于直觉做出的直接选择。

在接到参加高考的通知时，徐航正放假在家休息，他当即决定拒绝参加。这一决定至今让徐航和他的同学们觉得“值得一辈子骄傲”。在学校初创的艰难时期，徐航认为，是大家的一致行动让社会看到了他们的改革决心。

首届教改实验班时期，学校的课程设置稍显混乱，一些科系组建起来了，教师却比学生晚到位。尽管朱清时多次解释，在中国内地办大学，基于客观条件的复杂性，必须“边开车，边铺轨”。但徐航承认，课程设置的不完整确实对自己及同级学生带来了持续至今的影响。但徐航同时认为，当自己选择了南科大，便做好了承担一切风险的准备。

这些年，南科大在硬件与软件上趋于完备，校园创办初期的热情消退，但学生身上的南科大印记依然明显。

问卷调查中，86位学生中的76.74%因欣赏南科大的教育改革而进入南科大。“人才选择的创新模式，打破了以一张高考卷来评价人才好坏的传统，对人才的定义更广，更能看到人的潜力”，马翔认为，南科大学生普遍认可学校的改革理念，且身上都具备较强的独立性和使命感，这种使命感从首届教改实验班时期即已具备，“被传承得很好，如果自己做事情觉得累，会想到未来需要自己投入更多去证明我们的改革，而不是像其他高校，混个文凭。”

来自福建的李思则称，自己在南科大找到了归宿感。他来自一所在他口中“并不优秀的高中”，第一次在报纸上看到南科大的时候仿佛看到了自己——尚不被认可，但相信潜力和未来，以及改变他人想法的能力。

两年前，李思抱着“75%的动力”参加了南科大的自主招生考试，“宿命般”获得了满分。

李思并不介意外界将南科大的学生称为“小白鼠”。他反复强调，自己是在理解了“学校再怎样决定，出路还在于自己”这句话之后来到南科大的，且“在教育方面充当小白鼠，并不代表个人的权利和尊严遭受剥夺。”

3

诉求的表达

“出现一些摩擦的时候，他们都会非常关注，

积极地发表自己的意见”

事实上，南科大对学生个人权利的尊重被大多数同学视为南科大与其他高校的最大区别。

在南科大首届学生会选举时，曾经发生过一个插曲。一位上了年纪的高数老师在师生问答环节为一位学生说了一些“特别拉票”的话，“大致意思是，这个人基本没什么缺点，起码现在没看出来。”大二学生李雯回忆，当晚，唱票结束后，这位得到柳姓老师青睐的同学以全场最高分当选南科大首届学生会主席。

票数出来后，有学生私下讨论，柳老师的话也许为主席拉了不少票。这位学生会主席听闻，遂致信柳老师，信中写道“您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一批大一学生的决定，我们的对话成为我竞选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并最终促成了我最终当选首届学生会主席。”

柳老师收到信后惶恐，特意向全校师生道歉，建议学生们重新选举。后因学生觉得没必要，重选一事遂不了了之。学生会——这一自治组织也顺利诞生。

在南科大，学生的自治和常规的民意调查使学生的意见往往能够很快得到反馈，“一些当下无法得到解决的问题，也会受惠于下一届学生”，李雯说。

就这一点，学生们更愿意将之归结为学校教改的成功。

学生们的反应与外界对南科大教改失败的诟病有所出入。2011年5月，当深圳市委组织部面向全国公开推荐选拔两名正局级副校长时，朱清时“教授治校”的想法便开始受到质疑。随后，“去行政化”这一被公众视为教改核心的举措，一次次被附上“失败”之名。

李雯出于好奇，曾花时间“研究”过“去行政化”。她发现了行政的“复杂性”，认为行政人员的存在是必要的，“你不能让教授去做这些杂事。”但她同时察觉，南科大的行政似乎与其他学校有所不同，“不是行政管老师，而是行政为师生服务。”

在南科大学生心中，学校的“去行政化”还算成功，他们的判断标准简单明确——教授与学生之间关系是否密切，最高管理层与学生能否直接交流。

李雯回忆，曾有学生想要举办机器人大赛，在食堂偶遇正在用餐的朱清时，便直接与朱沟通，很快，比赛的批示文件就下来了。

事实上，朱清时几乎每天都会在学生打饭的高峰期后准时出现在学校食堂二楼的某个角落，独自用餐的他，身边很快便会聚拢一批师生，向他反映学校存在的种种问题。

当然，更多学生选择以其他方式表达诉求。在遇到“如果学校出现一些向传统高校靠近的举措，你会如何应对”的问题时，学生们的反应出奇一致——全民公投、联名上书，并委托学生会出面与校方理性协商。86位学生中，仅有4位选择了“听天由命”。

事实上，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生自治组织，南科大学生会在执行管理与关系协调上，作用有时大过校方。

陈杰记得，不久前，一个校外剧组到南科大取景拍摄。其间，剧组与校内部分学生产生了冲突。南科大学生会的权益部门立即出面与剧组人员交涉，希望得到一个道歉。

交涉初期，剧组人员态度强硬。权益部学生遂想办法搜集证据，带着完备的视频与照片再次前去同剧组对峙，该剧组最终承认错误并在全校范围内进行了公开道歉。

“出现一些摩擦的时候，他们都会非常关注，积极地发表自己的意见”，陈杰形容南科大学生会的成员像“国外的参政议员”。他认为，类似的事情，如果发生在其他高校，大概只会引发学生的情绪性正义，但很快便会因为事不关己或校方压力而被高高挂起。